下篇 38(1/2)
接下来的两天里,史迈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他的街坊邻居偶尔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有点失魂落魄。他很晚起床,穿着睡袍在屋子里忙忙碌碌地整理东西,挥掸尘土,自己烧饭,却又不吃什么。到了下午,他一反当地的常规,点起了煤火,坐在壁炉前面读德国诗,或者给安恩写信,但是很少写完,写完了也从来没有寄出过。电话铃一响,他就马上去接,结果却使他失望。窗外的气候仍很恶劣,少数过路人——史迈利一直在观察他们——缩着脖子,像巴尔干人那样受罪的样子。有一次拉康打电话来说,大臣要求史迈利“随时准备帮忙收拾剑桥圆场的残局”,换句话说在找到人接替潘西·阿勒莱恩以前看管一下。史迈利的回答含糊其辞,他仍要求拉康务必注意海顿在沙拉特期间的人身安全。
“你这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吗?”拉康反驳道,“他能去的惟一地方是俄国,反正我们是打算把他送去的。”
“什么时候?”
详细情况需要几天时间进行安排。高潮已过,史迈利已兴趣不大,他不屑过问审讯工作进行得如何了。但是从拉康的态度来看,答案应该是“很不好”。孟德尔倒带来了比较清楚的情况说明。
“伊明翰车站已关闭了,”他说,“你得在格林斯贝下车步行,或者搭公共汽车。”
但孟德尔多半也是坐着看着他,好像看着一个病人一样。
“死等下去是不会使她回来的,你也明白。”他有一次说,“现在是大山去见穆罕默德的时候了 37 。不瞒你说,女人是不喜欢懦夫的。”第三天早上,门铃响了,史迈利很快就去开门,以为可能是安恩,像往常那样忘了钥匙。结果却是拉康。他说要史迈利到沙拉特去,海顿一定要见他。讯问没有什么进展,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的理解是,如果史迈利去当告解牧师,海顿愿意交代一部分。
“他们保证没有用胁迫手段。”拉康说。
沙拉特已失去了史迈利所记得的光彩。大部分榆树都已病死,板球场上杂草丛生。那幢砖砌的大宅自从欧洲冷战以来已败落不少,大部分好一些的家具都已不见了,他想大概是搬到阿勒莱恩的一些房子里去了。他在树林间的一个组合房屋里看到了海顿。
屋子里面有一股军队看守所的味道,墙壁漆成黑色,高高的窗户上钉着铁条。房间两边都有警卫看守,他们看见史迈利十分恭敬,叫他长官。看来消息已经传开了。海顿穿一身斜纹蓝布衣裤,身子在哆嗦,说感到头晕。他好几次因为流鼻血在床上躺下。他留了胡子,显然对于他能不能保有剃须刀有不同的意见。
“高兴点,”史迈利说,“不久就会让你走了。”
他在路上想到过普莱多、伊琳娜、捷克谍报网,他在走进海顿的房间时,甚至模糊地想到对社会的责任,他想,他总得代表正统思想的人狠狠地苛责他一顿。但是结果他却感到羞怯,他觉得从来不了解海顿,现在为时已晚了。而且他对海顿的健康状况也感到生气,但是在他责怪警卫时,他们却表示莫名其妙。他更生气的是,他发现,他所坚持的加强戒备措施,过了第一天就松懈了。他要见训练所的头子克拉道克斯,但是却找不到他,他的助手装傻。
他们的第一次谈话迟迟艾艾,不出俗套。
可不可以请史迈利把他的信从俱乐部转到这里来,告诉阿勒莱恩赶紧和卡拉谈妥交易?他需要手纸擦鼻血。海顿解释,他的流鼻血习惯和忏悔或痛苦无关,他说这是讯问的人问一些不屑回答的话所造成的反应,他们以为他一定知道卡拉过去吸收的另外一些人的名字,决心要在他走以前打听出来。还有一种想法是,基督教会学院精英俱乐部的范沙维,除了替圆场物色人才之外,还替莫斯科中心物色人才。海顿解释道:“真的,对这种笨蛋你有什么办法?”尽管他体弱,他还是让人觉得他是这里惟一头脑清醒的人。他们在场地上一起散步,史迈利发现,周围不再有人巡逻了,不论是晚上,还是白天,这叫他大吃一惊,感到毫无办法。转了一圈以后,海顿要求回到房间里去,他挖开一块地板,从下面掏出几张写满了象形文字的纸来,让史迈利想起了伊琳娜的日记。他盘腿坐在床上翻看,在昏暗的光线中,他长长的一绺卷发几乎垂到了纸上,这个样子仿佛六十年代他在老总的办公室中为了英国的光荣,正提出一个言之成理在实践中却行不通的建议。史迈利没有记下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互相都了解,谈话是录了音的。海顿的声明一开始就是长篇的辩解,他后来只记得少数几个片段: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里,基本问题是……
“美国不再有力量进行它自己的革命……
“大不列颠的政治地位在世界事务中没有作用,也没有道义力量……”
换一种环境,史迈利也许会同意他的许多论点,但是使他反感的是调子,而不是音乐本身。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对群众的经济压迫已经根深蒂固,甚至列宁也无法预见。
“冷战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但最激烈的斗争还在后头,因为美国的临死挣扎使它在国外更加疯狂……”
他没有谈到西方的衰落,但是却谈到由于贪婪和停滞所造成的死亡。他说,他痛恨美国,史迈利相信他这句话。海顿也理所当然地认为,特务工作是惟一真正可以衡量一个民族政治健康的东西,是它潜意识的真正表现。
最后,他谈到自己的问题。他说,在牛津时代,他真的是右派,战时,只要打德国人,你站在哪里是无所谓的。他说一九四五年以后,他有一阵子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仍感到满意,后来才逐渐明白英国的地位是何等微不足道。在他自己这一辈子所经历的历史动乱之中,他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具体时机,他只知道,即使英国退出,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常常想,要是考验的时候来到,自己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后承认,如果两个阵营之中总有一个要得胜的话,他宁可得胜的是东方。
“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美学上的考虑,”他抬起头来解释道,“当然有一半也是道义上的。”
“当然。”史迈利有礼貌地说。
他说,从那时开始,他只在等待时机,要把全副精力放在他信仰的一方。
这是第一天的收获。海顿的嘴唇上挂着白沫,他又开始流鼻血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再谈,还是原来时间。
“要是办得到,比尔,最好能讲得具体一些。”史迈利走的时候说。
“哦,我差一点忘了,告诉一下琴好不好?”海顿躺在床上,又在堵鼻子,“你怎么说都行,只要把话说死。”他坐了起来,开了一张支票,放在一个棕色信封里,“这是给她付牛奶钱的。”
他意识到史迈利对这项差使感到难办,又说:“我不能带她走,你说是不是?即使他们同意她去,她也会是个极大的累赘。”
那天晚上,史迈利按照海顿的叮嘱,坐地铁到肯特镇,在一条没有改建的小巷里找到了一个小房子。一个穿着蓝斜纹布裤、脸部扁平的金发小姐来开了门,屋子里有彩灯和婴儿的气味。他记不得在贝瓦特街有没有见到过她,因此他开口说:“是比尔·海顿叫我来的。他很好,但他有信让我带来。”
“天呀,”那小姐轻声说,“也该是时候了。”
客厅里很脏。他从厨房门里看到一大堆脏碗盘,他知道她是所有器皿都用完了以后才一起洗的。地板上没有铺地毯,但是画了蛇、花、虫的长条图案令人眼花缭乱。
“这是比尔的米开朗基罗天花板,”她寒暄道,“只是他不会像米开朗基罗那样悲痛。你是政府派来的吗?”她点了一支香烟问,“他告诉我,他为政府工作。”她的手在哆嗦,眼圈发黄。
“首先,我得给你这个。”史迈利说,从上衣里面口袋里掏出信封来,把支票给她。
“面包。”那小姐说,把信封放在旁边。
“面包。”史迈利说,对她回笑了一下,这时大概是他的表情,或者是他回答的声音,让她拿起信封撕开。里面没有信,只有支票,但支票已经够了:即使从史迈利坐着的地方看去,他也可以看到是四位数字。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走到屋子那头壁炉前面,把支票和杂货店账单一起放在炉架上一个旧铁罐里。她到厨房里,泡了两杯速溶咖啡,但出来时只端了一杯。
“他在哪里?”她站在他前面问道,“他大概又是去追那小水手了,是不是?这是遣散费,是不是?那么请你告诉他,我……”
这种场面,史迈利以前见过,但是他现在滑稽地想起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比尔做的工作有关国家大事。我很抱歉不能细谈,你最好也不要跟别人说。他在几天前出国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一时不会回来。好几年都不会回来。他奉令不得告诉别人他要走。他希望你把他忘掉。我真的感到很抱歉。”
他只说到这么多,她就爆发了。他没有听清楚她到底说些什么,因为她又哭又闹,楼上孩子听到她哭,也大哭起来。她口里骂着,不是骂他,甚至也不是骂比尔,只是空口骂着,问现在到底还有谁相信政府?接着她平息下来。史迈利在四周的墙上看到比尔其他的画,画的主要是她,很少有画完的,与他早期作品相比,有一种难认的无可奈何的味道。
“你不喜欢他,是不是?我看得出来,”她说,“那么你为什么要为他干这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呢?”
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一时也无法马上回答。他回到贝瓦特街的路上,有被跟踪的感觉,他想打电话给孟德尔,把看到两次的一辆出租车牌照号码告诉他,要他调查一下。孟德尔却不在家,要到半夜才回来,史迈利睡得很不踏实,五点钟就醒了。八点又回到了沙拉特,发现海顿兴高采烈。讯问的人没有去找他,克拉道克斯告诉他已商定好交换计划,明后天就可以走了。他的要求有一种告别味道:他剩下的薪水、他的零星物品出售后的所得,由莫斯科国民银行转交,他的信件也是如此。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画廊有几幅他的画,包括几幅早期大马士革的水彩画,他很喜欢。是不是请史迈利代办一下?最后说的是如何掩饰他销声匿迹的话。
“还是这么说,”他建议,“说派我出差,弄得神秘一些,过了一两年再说我的坏话……”
“我想我们会有办法的,谢谢你。”史迈利说。
史迈利认识他以来,第一次发现他为自己的衣服操心。他想在到达的时候看上去像样一些,他说第一眼印象很重要。“莫斯科裁缝没办法说。做出的衣服像是当差穿的。”
“说得对。”史迈利说,他对伦敦裁缝的评价也并不高。
哦,还有,他漫不经心地说,在诺丁山有个水手朋友。“最好给他几百英镑封他的嘴。你能不能用公费支出?”
“我想可以吧。”
他写了一个地址。海顿就是在这种愉快合作的气氛下,开始谈史迈利所说的具体细节。
不过他一点也不愿谈怎样被吸收的情况,也不愿谈他这一辈子和卡拉的关系。“一辈子?”史迈利马上问,“你们什么时候初次见面的?”如果说不久之前才认识,那似乎太无聊了,但是海顿不愿细谈。
如果他说的话可信的话,从大约一九五〇年开始,海顿就偶尔挑选一些情报送给卡拉。这些初期的活动只限于他认为能悄悄地帮助俄国胜过美国的事业,他说,“任何不利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是绝对不给他们的。”也不给对我们在当地的情报员不利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终于使他相信英国地位的减弱,英国没有能力阻挡历史的潮流,但又不能提供什么贡献。美国人破坏英国在埃及的行动,产生火上加油的作用,尽管这说来有些矛盾。因此他要说的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他成了死心塌地的苏联地鼠,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到一九六一年,他正式接受苏联国籍,在此后的十年中,还接受了两枚苏联勋章——奇怪的是,他不肯说是什么勋章,但是他坚持说是“最高级的”。不幸的是,这段时期他奉派在国外活动,因此得不到多少情报。由于他坚持在得到了他的情报后,尽可能必须采取行动——“不要放进苏联的档案里就石沉大海”——他的工作不仅不平常而且是危险的。他回伦敦后,卡拉就派波里(这显然是波里雅科夫在他们内部的名字)帮他,但是海顿发现很难经常秘密会面,特别是考虑到他拍摄的文件数量。
他不愿谈在伦敦执行巫术计划之前的照相机、设备、暗号等问题,不过史迈利一直明白,海顿告诉他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从更多的东西中,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中仔细挑选出来为数有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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