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1/2）

2月寒冷的一天，两个人走着去哈梅林广场。哈梅林广场并不是一个广场，而是一个位于肯宁顿的汤勺形死胡同，而肯宁顿又是伦敦的一部分。在泰晤士河以南，肯宁顿有大量的建筑物，所有的公共绿地无不窄小、枯燥，或被铁丝栅栏包围着。路倒是开阔、笔直，但多是布满尘土的主干道，有的主干道两旁是成排的别致的按乔治王时代风格整齐排列着的房子。肯宁顿还有不少小隧道和迷宫一般的建筑群，年代各异，有乔治王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还有战争时代的预制房，房子颜色是残褪的粉和蓝。与这些小房子毗连的是高大的塔楼，那是些纪念碑式样的长方形水泥建筑，阳台和阳台一层层相叠，灰突突的，顶着天。哈梅林广场的房屋多是19世纪早期建好的，有着优雅的长条形窗户，窗户的面积随着三层楼从下往上依次递减，地下室只有经由阶梯才能走进去。这些房子都相当漂亮，但有一丝狭窄的感觉，路边也有一些比较宽敞的以乔治王时代建筑为模型的房子。总体上这类房子在肯宁顿越来越少，它们以不同的状态被翻新着，你会讶异它们的翻新状况和修缮手段可以有天差地别的迥异差距。有的房子被改造得极有中产阶级品位，墙壁以明晃晃的白色粉刷，窗台上还添了花盆箱，门环换成了黄铜的，每一扇窗的窗帘都讲求美观；而有些房子则极其破败，好像就快坍塌，松垮垮的金属丝上挂着肮脏的网布窗帘，墙上的漆不是裂开就是像长了疮疱。有一两间房子的颜色和其他房子比起来显得特别刺眼和不协调，那是那种西印度风格的亮度极高的深蓝色，再不就是李子皮那样紫色粉色混合的颜色，又或是让人忍不住口中发酸的绿色。汤勺形的哈梅林广场，其“勺碗”处的中心腹地是一块泥地——不是草地，因为没有绿草生长，那里丢着两个废弃的车用婴儿座椅，一块霉烂的床垫，还有一件新的但血迹斑斑的亮粉色洋娃娃睡裙。

步行去哈梅林广场的那两个人脚程挺慢的。弗雷德丽卡本来走路时总健步如飞，但她原本的大跨步被和她同行的那个人的拖拖拉拉阻碍了，两个人一前一后，缓慢地走着。弗雷德丽卡罩着一件长款的披风式黑色大外套，内搭灰色针织束腰上衣，腿上穿着绿色紧身裤，脚上是一双黑色长筒靴。她拿着一片暗金色的护胸甲，还有一块有浮雕的盾牌，她看起来像是个不灵光的不列颠尼亚，又或是布里托玛耳提斯女神的鬼魂。弗雷德丽卡的同行者穿着灯芯绒裤，蓝色的连帽衫帽边上是银色的毛，头上顶着一个巨大的金色头盔。头盔的塑料系带松脱了，头盔总是滑下来牢牢地包住他的头，所以每走几步路，他就必须把滑落的头盔又推回到头顶上。他手里拿着一把柄上镶着仿真珠宝的金色长塑料剑——他不是挥舞着剑，就是把剑放在地上拖着走，这把剑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所以让他的速度被拖慢了不少。如果弗雷德丽卡提出来要帮他拿剑，他就站着一动不动，固执地发脾气，猛烈地摇头，导致头盔滑落又把他的头给裹住。

弗雷德丽卡是那种去哪里都行色匆促的女人，速度像子弹上了弹道一般。这种缓步慢行让她感到不习惯。如果不是因为母子之爱，她也不会甘愿和儿子两个人彳彳亍亍。她调整着自己的步伐，以便和利奥的速度相谐。利奥有那些爱生气爱闹别扭的脾性，而她作为他的母亲，难道会没有？她至今也没有想出来要怎样跟利奥提出搬家的建议。她也记得自己在四岁的时候，自己脑袋里急速回旋着的那些成年人的想法和知识根本就是乱成一团，没有可解的方法，她那时也是无法和成年人沟通的。她猜想利奥肯定也是一样的——但是她对此也不确定。利奥在托马斯·普尔家住得很开心，他习惯了瓦尔特劳德·罗泽的照看，也喜欢有西蒙的陪伴。可是他必须和弗雷德丽卡一起搬出来，不然弗雷德丽卡就没办法和他爸爸离婚。弗雷德丽卡不知道一个人如何能背负着这么浓厚的愧疚感继续生活下去，而且她要怎样把汹涌澎湃的情绪波动都处理好，怎样能忍受自己？她对利奥说：“我们要不要试试看用橡皮泥把头盔的系带暂时粘好，这样你走路就能看见路了。”

“我搞不好随时都需要把头盔戴好，以防敌人接近。”

“我们就在街上把头盔整理好吧，你就可以走得快一点。”

“街上很可能有敌人，我想。”他又挥舞起他的宝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

弗雷德丽卡想：“如果我待会儿要去见的住在那栋房子里的那个女人不喜欢利奥，那我肯定会讨厌死她吧。”

她不曾拥有过任何女性友人。读小学和中学时，女同学都一致反感她——那是因为她太过聪明。这一点她可以接受，这是她意料之中应得的待遇，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恭维，也是一种惩罚。而剑桥则意味着男人——是她可以爱、可以交心的男人。

她们母子俩终于抵达了哈梅林广场42号，这栋住宅刚好在“汤勺”的勺碗和勺柄的交接处。看得出来房子经过了一番用心打理：大门新上了黑漆，窗户都洁白干净，门前的砖块都用新砖重铺了一遍，对了，窗下没有设置花盆箱。踏上门前的台阶时，弗雷德丽卡帮利奥拉着他头盔上的系带，按下门铃后，利奥的头盔又滑下来了。阿加莎·蒙德出来迎接他们，打开门时，出现在阿加莎·蒙德眼前的，是把冬日艳阳挡在身后，两个穿得乌漆麻黑却金光闪闪的一大一小的两个人——一个穿着靴子，一个戴着头盔。“快请进，”阿加莎·蒙德说，“我准备了茶。”

阿加莎·蒙德住在这栋三层建筑的顶上两层。她和弗雷德丽卡之前粗略的计划是，弗雷德丽卡和利奥租住一层和地下室，租金不贵，附带条件是她和弗雷德丽卡轮流带孩子。阿加莎住的那两层楼可谓纤尘不染，窗帘和沙发颜色富丽，窗帘布上是威廉·莫里斯设计的金色郁金香；白墙上钉着印制画和油画，有的是抽象画，有的是19世纪的画作，有的是多雷 [1] 为但丁的《神曲》所绘制的插图，有的是约翰·马丁画的天堂光色、混沌世界和骚乱景观，画面上有一大群蜂拥的明亮的小天使，像萤火虫一般簇拥飞着。厨房中的白墙上有几幅马蒂斯的《爵士》印制画，印制画下方，是陶制的罐子、碗，赛巴迪牌的刀具，碗柜上摆着一堆蓝色与白色相间的旧碟子。厨房的角落有一个儿童游戏房，是一间结实的木制小屋，木墙上还精细地画着红色、白色的爬墙玫瑰和蓝色的斗草。对弗雷德丽卡来说，这一切完全看不出来是阿加莎·蒙德忙活了一整个早上的大扫除的结果，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否都是为了迎接自己而准备的。弗雷德丽卡检视着眼前的东西：装着大小、深浅不一木制勺子的棕色瓶子；猩红色挂钩上洁白的擦拭杯盘用的毛巾；用了挺久但刮擦得很干净的砧板；装着咖啡豆、麦片、茶叶、红糖、白糖的各种玻璃罐儿。无论什么都有着自然的感觉和顺手的次序，打理这些用具的人应该挺自得其乐的。厨房里有两扇窗，各带百叶窗，一扇是翡翠色的，另一扇是天蓝色的，配在一起叫人心旷神怡。

阿加莎·蒙德递给弗雷德丽卡的茶，装在一个旧的斯波德茶杯中。给利奥倒的是鲜榨橙汁，还有一大片弯月形的饼干，上面还用糖霜画了一个笑脸。拿到饼干后，利奥才心甘情愿把头盔摘了下来。他摘头盔时，阿加莎的女儿莎斯基亚·蒙德——这个肤色深、瘦长结实的小姑娘出现了。莎斯基亚穿着一条无袖的灯芯绒短连衣裙、紧身的蓝色针织套衫和红色裤袜，她从她的房间里跑出来。一进来，就和利奥面无笑容地互相对视了一阵子，后来才退回到各自母亲的身边。两个母亲或者说两个女人并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坚硬的靠背椅上，与对方能隔多远就隔多远。

“我不能住在这儿，”弗雷德丽卡心中嘀咕着，“这样子我过不下去。我要不要现在就走？”

“我买这栋房子的时候，”阿加莎·蒙德开口了，“房子的价格很便宜，因为那时候的房子都没什么内部装修。从要买的时候，我就打算要和别人合住，所以在装修时，就做了两套独立的内部家装。因此房子是两套厨房，两套卫浴，尽管都挺小，但都适用。我搬进来之前也没预期到我竟然可以——或者说我必须常常离家，事实上我眼下频繁出差，跟我们教育部的一个委员会一起出公差。我是在出差时遇到亚历山大的，后来他跟我说了你的事，他还说我们两个或许合得来。”

阿加莎·蒙德的神情镇静且持重，她对弗雷德丽卡说话的时候，像和与会者开会的语气。阿加莎的五官匀称，分布在恰当的位置，她的眼睛很大，深邃却不是那么温情融融。

“于是，按照逻辑思维，我是这么想的，”阿加莎·蒙德接着说，“两个年纪相仿的女人利益相同——连孩子的年龄也一样——或许真的可以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安排，只要我们两个人都能把事情想清楚就好。就算我们两个不喜欢对方，也能有互不干扰的防范措施。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一套合理的公道的细则，防止我们一不小心触犯了对方，令对方生厌。我虽然从来没有跟别人合住过，但我确信合住会败在一些愚蠢的琐碎的误会上，而这些误会一开始都是可以预见到的。”

弗雷德丽卡对她所说的事情表示特别赞同。

“一旦一种协议或契约达成了，往后两个人就很难对一些问题进行合理讨论。”阿加莎·蒙德强调了这一点。

弗雷德丽卡看穿了：阿加莎实际上很紧张，她很显然在应付着一个僵局。同时，她也很担心——为自己担忧，也为她女儿担忧。弗雷德丽卡心想：“我不如就离开吧。”弗雷德丽卡这才决定把自己的眼神从膝盖上转移到视线的水平位置，刚巧与阿加莎·蒙德的眼神相交，弗雷德丽卡发现自己的意图也被阿加莎洞悉了。

“没错，我的确紧张，”阿加莎坦白了，“毕竟，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连我们的孩子也会牵扯进来。但我觉得我的坚持是对的，如果你愿意搬进来的话，得有一些细则。”

“我现在必须搬出来。”弗雷德丽卡突然丢出这么一句，“我在现在那个地方住得没什么问题——从某种层面上来说，算是挺好的。不过，如果继续住在那里的话，可能会对我的离婚产生不利影响。我想我应该明确跟你说……我的收入并不多，但是我不想待在家里当个保姆；我会分担起对两个孩子的照顾，当然我也必须工作，不然我会死掉。”

“没错，我了解你的出发点，这就是我们得详细研究的原因啊。”

两个人陷入了沉默。阿加莎提出来要带弗雷德丽卡看看空出来等待她们母子入住的两层楼。这两层是整栋房子可居住空间的一半，第一层有两个个人房间和一个厨房，地下室有一个客用卧房和另一个厨房。无论房间还是摆设都以白色为主，翻修过的浴室，所有的墙壁，小厨房里的劳作台，被木椅子环绕着的餐桌，都是白色的。像手术室一样白，而且没有特色。只有地下室的地面是磨砂的，木制橱柜由罩光漆涂成了发亮的光泽面。

“我不愿意把我的品位强加给任何一个住进来的人，所以家具都没什么颜色。”阿加莎·蒙德说，“有时候一个人强烈的色彩倾向和色彩选择会招致别人的厌恶。要是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充满代表着别人喜悦和平静的色彩，那该多叫人难以忍受啊。

“我觉得两个家庭可以在同一屋檐下过着独立的生活——但我也不排斥每周一起聚餐一次，或每两周聚餐一次，这都可以以后再说；我想我们两个母亲需要和对方的孩子认识接触，这都是为了以后能好好相处。我还有一个会来我家的临时保姆，有时候我晚上太忙，她就会过来帮忙带孩子，她还能做些熨烫衣服、洗洗擦擦的事情；她的工钱我们可以商量着给，不一定要平均分摊。我也不希望我们其中任何一方都把邀请对方用餐或分享任何东西当作是一种强迫……另外，关于借东西用这一点，我看我们也得格外留心——不过呢，在我看来，吸尘器倒是可以也应该在协议下共用——可能只有吸尘器可以共用吧。”

阿加莎·蒙德的话里充满了疑虑，弗雷德丽卡环视着空空荡荡的墙壁，还有白得晃眼的墙面瓷砖。弗雷德丽卡可没有任何一点打理家庭或料理家务的才华，她从来不做家务，也用不着做家务。

但利奥需要一个家。

阿加莎·蒙德的话除了充满疑虑，还有担忧和一种对高效率的准确感。她毕竟是个公务员，她的脆弱只体现在育儿的问题上。

“你会办派对吗？”弗雷德丽卡问。

“噢不，这是因为我不喜欢参加大的派对。不过，我觉得，要是能提前协商好的话……”

弗雷德丽卡打断了她：“我觉得这行不通。我不应该来打扰，我看我的生活方式可能不……”

她也想不到要怎么形容自己的生活方式。阿加莎·蒙德劝慰她说：“我都了解，我很了解……”

她们两个的对话被楼上传来的一阵尖叫淹没了。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地，想象着两个孩子在欺负对方，也在被欺负。她们转身跑上楼，她们是灵活的年轻母亲。

莎斯基亚哭得很凶，一边用手指头指着儿童游戏房，一边围着那个小木屋兜圈子。小木屋里面则是猛烈的敲击声，整个小木屋都在震动，好像快要爆炸了。阿加莎对莎斯基亚说：“你被关在外面了？”弗雷德丽卡对利奥喊：“你被关在里面了？”莎斯基亚好不容易停止了大哭，呼哧呼哧喘着气说：“他被卡在小屋里面了，我没办法把他弄出来。”说完，又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阿加莎蹲下身来，利奥被套在门边，动弹不得——他的剑横摆着，堵住了门框，他头盔上的系带缠绕着。头盔完全把他给闷在里面，他的头敲击着门框，像一只用头攻击玻璃窗的巨型甲壳虫。阿加莎好言相劝他站在那儿别动，先是把他的剑慢慢抽出来，接着，她一丝一丝地，调整着这具气得发抖的小身体，让他一点点地扭转且终于摆脱了困境。阿加莎接下来又教利奥怎么在一个局促的密闭空间中摘掉头盔，蠕动着脱身。她示范着，戴上头盔又摘下头盔。两个孩子坐在母亲怀里，脸颊红润，神情沮丧地抽泣着。

“我烤了一个蛋糕，”阿加莎·蒙德说，“我们好好吃蛋糕吧。”她终于露出了笑容，因为合住将会带来的危险在此刻可以说是避免了。

蛋糕很漂亮。那是一个烤成了金色的蛋糕，里面有半透明的朱红色樱桃果冻层，蛋糕的造型是童话故事中汉塞尔和格雷特所遇到的糖果屋，茅草屋顶是巧克力糖霜乔装的，蓝色的小窗户，黄色的砖墙。一朵朵小花星罗棋布地在绿色的藤蔓上攀爬，藤蔓则蜿蜒缠绕于绿色的门扉上。烟囱管帽是麦芽糖捻成的，相当有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建筑特色，两只小鸽子栖在屋顶上。利奥和莎斯基亚各拿了一块，坐在儿童游戏房里吃——就算他们俩都进去了也不会拥挤。当然，利奥把自己的头盔、宝剑都放在小木屋外。弗雷德丽卡穿梭在各个房间中，细看每一面壁炉墙上挂的画作。墙上挂着威廉·布莱克两幅《保姆之歌》的复制画，分别是收录在《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中的不同版本。《天真之歌》的《保姆之歌》在壁炉墙的左侧，画面上，这首诗写在一棵悲伤柳树的枝杈下，字的颜色是粉中带金。保姆坐在柳树树根上，可能在缝纫，也可能在书写。在她身后，两个玫瑰色的纤细女孩拉着手，形成一道拱门，其余的孩子正要穿入拱门中，似乎要走入温暖的柔光中。

诗是这样写的：

当孩子们的声音在绿地上响起

山上洒遍了他们的欢笑

我的心在胸中安然休憩

一切是如许静谧。

“回家吧，我的孩子们，

日已西沉，夜露凝集

走吧、走吧，别再玩了，随我回返

明天旭日当空时再来。”

“不嘛、不嘛，请让我们玩，白昼未完

我们还无法入睡

你看，小鸟儿空中翻飞

绵羊悠然包围着山野。”

“好吧、好吧，去玩到天黑

然后回家去睡。”

小家伙们跳着、叫着、笑着

声音回荡在山间。

《经验之歌》的《保姆之歌》在壁炉墙的右侧，诗画上有三个在门廊上的人物，一个紫色衣衫的女人关切地躬身向着一个绿衣的孩子。孩子蓄留着一头金色的长发，一只手斜垂在腰间——这是为了凸显孩子的性征，而不是任何掩盖。布莱克在他绿色的马裤前方用金色的线条微妙地刻画出孩子的性别：是个男孩子。在男孩子背后，一个年龄不可辨的女人坐在门阶的角落处，垂首俯视。虬曲向上的葡萄藤上结着一串串沉重的葡萄，紫色的、金色的、绿色的，对应着三个人物衣装的颜色，向那两个女人和一个男孩伸出盘旋的卷须。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当孩子们的声音在绿地上响起

山谷听到了窃窃私语

我脑中青春年华的记忆鲜美如昨

而我的脸庞已泛绿苍白。

回家吧，我的孩子们，

日已西沉，夜露凝集

你的春天和你的白日，在嬉戏中荒废

你的冬天和你的夜晚，在伪装中降临。

“我多想拥有这几张诗画。”弗雷德丽卡以抽象的客套来称赞阿加莎的艺术品位。

“我希望拥有威廉·布莱克所有的诗画，我崇尚他诗歌中的二元性。每个保姆对孩子们的天真和自己曾拥有的天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反映了她们对自身、对自己童年的观点。”

弗雷德丽卡望向窗外，望着哈梅林广场中心那块泥地和那些垃圾。几个孩子在废弃的儿童座椅那边追逐着、躲藏着，三个黑皮肤的孩子，三个白皮肤的孩子，无一例外都在尖叫。你分不出他们到底是在玩耍，还是企图互相伤害。她喃喃自语：“在我执教的那所艺术学校里，学系主任为威廉·布莱克疯狂。他常常长篇大论，讲述成年人应该重获儿童天真纯粹的灵动力、同质多象的任性反常和不受约束的欲求渴望。”

“我们教育部领导的委员会里也出其不意地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有委员会成员宣讲说成年人应该跟孩子学习，让孩子们制定规程，解放全部的课程。于我个人而言，我难以跟这样的人产生共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很怕其他的孩子，他们在我眼里是肆意掠夺的老虎和愚蠢笨拙的山怪，他们一直想钳制我，捉弄我。我那时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对我来说真正的人就是成年人。”

“我和你一样，”弗雷德丽卡说，“你慢慢了解到成长过程中有很多你不会说的事情和不会用的东西，只有在你成为一个人而存在的时候，一切才豁然开朗。我以前常常说自己——我是一个关在幼稚面具和伪装之下的人，而我周遭的人们用适合我幼稚脸庞和幼稚衣服的嗓音来对我说话……”

“然后你诧异，你想弄明白——是每个人都戴着幼稚面具，还是只有我……”

“然后你根本也求不到答案，你只能怀疑：全世界戴着幼稚面具的只有你……”

“然后你等待着长成一个成年人，或一个真正的人，或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类——你在孤独中野蛮地等待着，守护着你所有的秘密，怀抱着你所有的希望和可能性……”

“然后等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说：做一个弗洛伊德信仰中的‘多相变态’的 [2] 孩子，是多么真切的一件事，是多么自由的一件事……”

“然后你质疑：你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因为你的孩子如此天真，所以你的感觉是，你的孩子肯定不知道那些你确信你知道但你从不说出口的事情——你不能说，因为你的孩子很容易就会受伤……”

“太容易了。所以，不要再说童年是天堂一般的年代，根本不是那样的，那基本上就是跟地狱没什么两样——你做什么都能下地狱……”

“可是，当我们有了天堂的概念时……”弗雷德丽卡从威廉·布莱克的诗画，看向约翰·马丁黑色版画中的天使拉斐尔，拉斐尔一身莹白光芒，从浪漫主义笔触中那黑压压的天堂之树冉冉升起，穿越了一片林中空地，飞向微光闪闪的一对赤裸形象——那是所有人类的第一对父母……弗雷德丽卡接着说：“当我们有了那个概念时，那是我们对我们所诞生于的‘第一个国度’的残存回忆——我们曾经……那是什么时候呢？——我们曾经的确有过一段比现在更轻盈更明亮的经历……”

她们终于停止对话了，几乎透不过气来。两个女人对视而笑。阿加莎·蒙德的脸因为笑容，被点亮了，也释然了。她是美的，可是，面无表情的她，还是比笑容满面的她美了一丁点儿，因为她不说话也不笑时，五官更突出、更集中。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弗雷德丽卡又惊又喜。

“我也没有过。再多吃点蛋糕吧。”阿加莎依然笑着。

儿童游戏房里发生的另一波小骚动终止了她们的对谈。

弗雷德丽卡交到了一个朋友。

三个星期以后，弗雷德丽卡带着利奥搬进了哈梅林42号的下面两层。

弗雷德丽卡去圣西门教堂探望丹尼尔。反正她焦躁不安又无人陪伴，所以自从圣诞节开始，她和丹尼尔变得比以前更加亲密友好了。走在这座只有一半用作教堂的建筑物里，她停在小礼拜室那边，读着上面的告示。有一张是牧师吉迪恩·法勒的青少年教会组织“喜悦孩童”的宣传单，上面写着：“基督教拥抱所有人，孩子们玩游戏时，妈妈和爸爸们也能很快地学到东西。”宣传单上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围成一大圈的人，什么年纪的人都有，光着脚拥抱在一起，笑得心醉神迷。在角落有一张很小的卡片，它被用绿、红和蓝三种颜色的墨水做滚边装饰，装饰上是不大明显的哥特风格，图案极其优雅，细看之下，滚边上有胸部羽毛呈血红色的鹈鹕，还有松散缠绕的缎带，尖牙利齿的蝙蝠和猴子也隐藏在葱郁枝叶间。在中间是哥特风的数段文字，手写的字体很工整。文字如下：

“如果说宗教的残酷性是一把有着很多梯级的巨型梯子，那么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梯级。

有的人一度以活人为自己所信之神献祭，他献上的有可能是自己最深爱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第一个亲生子献上。

人类进入道德社会的时代，有的人献给神的是自己最灵敏的本能，就是他的天性。因此，看看他在禁欲时的仓皇脸孔，竟然闪现着这新献祭传统所铸就的一份悦然。

最后一种残酷是什么？一个人竟不再需要在一个封闭的仪式中、不需要为求日后的欣喜和公平审判而牺牲自己所有的舒适、圣洁、疗愈、希冀和信仰。换言之，不需要再向神献祭了。他脱离了宗教的残酷和自残的残酷，转而崇拜石头、蠢行、负荷、命运和空虚。

以空虚感置换对神的信仰——在这最后一种的残酷性中具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神秘性，被时下一代又一代、不断涌现的新人类所继承：我们每个人都知晓这一点。”

弗雷德丽卡站在那里默读这几段文字，她不懂要如何评价，但印象中这并不是陌生的概念。然后，她顺着螺旋式的阶梯走进地下室。

金妮·格林希尔坐在属于她的隔间里，听着电话里的厉声叫嚷和吞吞吐吐。她裹在苹果绿色毛衣下的两个浑圆肩膀，紧张到不得松懈：她时不时地认真点头，或者盯着她对面墙上的蛋箱。

丹尼尔在自己的隔间里阅读，他厚实的脸上满布沉思。

从霍利教士的小天地里传来了饶有生气的谈话声。一进到地下室，弗雷德丽卡惊讶地看到鲁珀特·帕罗特竟然也在。他抽着一根石南烟斗，周身云遮雾缭，面色尤其红润，他穿着一件带绿色的粗花呢西装外套和一件芥末黄色的背心，坐在霍利教士的旋转椅上，一会儿转向这边，一会儿转向那边，还做着各种手势。霍利教士也抽着一个烟斗，罩着长及脚踝的袍子，坐在一张破旧的皮制扶手椅上。

丹尼尔见到弗雷德丽卡的到来显得很高兴，他给她倒了茶，又去把茶壶里的水加满。鲁珀特·帕罗特在旋转椅上转来转去，看到进来的人是弗雷德丽卡!

“弗雷德丽卡!我正想出版一些你写的读书报告呢!你的读书报告写得太精彩了，让我边读边大笑。我都不知道你还会到这儿来。”

“我是来见丹尼尔的。”弗雷德丽卡心想帕罗特一定是把丹尼尔当成她的指导老师了，她随即补充了一句，“丹尼尔是我姐夫。”

“你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是来这里受训成为‘聆听者’的一员呢。”

“我也想过有没有那种可能性，但我应该不合格。我没耐心，并且我也不够谦卑。”

“我倒是想成为一名‘聆听者’，”帕罗特说，他的脸由原本的粉红变得更加粉红，“当然，我来这儿的另一半原因是，我是阿德尔伯特的出版人。但是我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这份工作很重要，我还想出版一本书，名称就叫《聆听者》，我想让阿德尔伯特来写这本书，内容是介绍辅导行业或照管行业工作的个人，比如——心理分析学家、精神病医生、缓刑犯的监视官，或者聆听者……还有一些新兴的或正在涌现的会心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发起人、领导人……”

“要不要喝茶？”丹尼尔问。

“好的。”霍利和帕罗特说。这几个人的见面形同一个茶会，他们谈笑风生，畅所欲言。金妮还在听着电话里的喋喋不休，像处于另一个世界中。

“弗雷德丽卡工作做得非常优秀，尽管她获得的酬劳不高，”鲁珀特·帕罗特说，“她所评论的书我几乎一本也没出版，但我非常重视她在报告中的意见。”

“但你接受了出版菲莉丝·普拉特的《日常食品》的建议，”弗雷德丽卡说，“对这一点我感到欣慰，菲莉丝·普拉特是个不错的写手。对了，她写的内容可能会让丹尼尔和霍利教士有兴趣，那是关于一位丧失信仰的牧师的故事。”

“菲莉丝·普拉特上个星期来找过我。”帕罗特说。

弗雷德丽卡急切地说：“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快说说。”

“她身材很高大，”鲁珀特说道，“穿着一套细平棉布的黑色套装，戴着一顶好像教士才戴的那种帽子，扁平、帽檐宽大的黑帽子，系着一条无精打采的红丝带。她进到我的办公室，说：‘我要来撤销出版我的书。’我告诉她，她的书已经进入了制作过程，连封面都已经设计好了——主图案是一个小、大叠合的农家面包，面包旁边还放了一把巨大的刀——是一把发着凄厉光芒的刀——是一把面包刀……我跟她说我们都很喜欢她写的这本书。她以一种没有声调的嗓音说她的书不可以出版，不值得出版，她想把书取回。我跟她说这本书很值得出版。我内心是有点受伤的——大家常常误以为身材高大的人友善又体贴——她却一再重复着她要撤销书的出版，说着她的书不值得出版。她从头到尾表现得毫不动摇，而基于某些理由，我感到我应该成为一股不可抗力来面对她，于是我对她说：‘你欠我一个理由，你也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金钱和情感，而这些都不重要，但我真的认为你是一位很不错的作者——我特别想发掘一位很出色的小说家。’我对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都是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我相当紧张，为我自己的所言感到紧张。可她坐在那里，重复着她仅有的两句话：要撤销书的出版，不值得出版。我被逼之下，对她说：‘如果你能诚实地向我保证：撤销出版是你自己的决定，那么我就立即终止出版，而且你无须感到任何压力。’突然间，她双眼盈泪，她哭到脸都快溶解了，她说她丈夫读了这本书的宣传推介后说这本书写的就是他自己。”

“真是这样的？”弗雷德丽卡语气中不无震慑。

“说不定是真的，但我也无从知晓。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几乎有一种怒气冲冲的坚定。所以我接下来耐心说服她，告诉她她将给我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到底写得多好，然后她就越来越激动，激动到快冒烟……她答应她回去之后会好好想一想。我也不知道她接下来将做何打算，她没跟我细说，但我也没停止书的制作。这本书对她而言，意义很大，我很清楚。不过，我不知道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她文笔很好。”弗雷德丽卡说。

“没错。”

“那么，其他的原稿呢？”弗雷德丽卡问，“我还给了你另一本复写稿，书名是《乱言塔》，你读了吗？”

“当然读了，”鲁珀特·帕罗特说，“而且还读了两三遍。”他把音量压低，好像要密谋什么事情一般，“要出这本书的话可得冒很大风险。这本书会让任何一个出版人或出版商惹上麻烦——即使在出版审查机制和言论尺度都宽松了不少的此刻。那不是一本正经的书。”

“但却是在脑中挥之不去的一本书。”弗雷德丽卡说，像是在试探鲁珀特·帕罗特。

“的确是，它的确在脑中挥之不去。”

“有其他人读过那本书吗？”

“没有，我还在考虑该让谁也读一读。”

他们所有人的头顶上传来一阵声音，是有人从台阶上走下来的声音。

黑色的、闪亮的、皲裂的漆皮鞋，肮脏的婆婆纳蓝色的袜子，鞋袜之间露着不干不净的皮肤。紧身的条纹裤子，亚光黑色的表面上是银色的竖条纹，紧紧地箍着腿肚子，裤腰很高，高至腰腹，裤上的两条背带也很残旧。来者披着斗篷似的铁灰色长发。一件紫色的夹克，满是黑蓝色的污渍，有一部分已经磨得快要透光了，围着一条年份古老的夜用白色丝质围巾，灰色长发之下是一张灰色长脸。他的气味该怎么说呢，是一股极其活跃的陈腐和溃烂的味道。

来者用凄凉的声音说：“我还一直以为你们全都是被禁锢在此，听着那些比窒闷空气更浓重的哀号声——当然那些哀号声里也有我的一点贡献。我强烈感到应该抑制我的肉身在这可怕又凄惨的相逢中出现，所以我静悄悄地溜进来，发现没有任何人有负疚感，而且这里还有相当稀有尊贵的肉欲撩人的访客。客源看似稳定，当然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名访客。我还发现我留下的一张联络卡片，保存完好，竟然没有被立即撕碎或丢进火里。我想请问我是否可以和负责审判我的明智而审慎的丹尼尔继续我们的神学论战。但我又看见了弗雷德丽卡，正在呷茶。这恰巧还原了《落失男孩》中位于地底的藏身之处。我是否打扰了你们？我该离开吗？或者说我能留下吗？”来者是裘德·梅森。

霍利教士说：“我们欢迎所有访客，我认出了你的声音。看到你挺开心。可否告知你的姓名？我是阿德尔伯特·霍利，那边的是弗吉尼娅·格林希尔——你和我们两个人都有过对话——这位年轻人也是一个访客，他叫鲁珀特·帕罗特。”

“我知道这个名字，”裘德·梅森说，“巧合到底能多巧？”

弗雷德丽卡的头脑在飞速转动，她不确定鲁珀特·帕罗特到底是赞同还是反对《乱言塔》的出版，但是她可以断定：裘德·梅森的做派和气味不会给鲁珀特·帕罗特留下正面印象。裘德·梅森最后那句“巧合到底能多巧”却真的是很应景的话，弗雷德丽卡对鲁珀特·帕罗特说：“这位是裘德·梅森。他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本书《乱言塔》的作者。”

“噢!”鲁珀特·帕罗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他看了一眼裘德·梅森的脚，把自己的椅子转向了裘德。裘德一步走到了地下室的中央。鲁罗特·帕罗特说：“你书中写寝室中的小男孩们受到的那些折磨……”

“让你感到不着边际？玄之又玄？”

“完全不会。十足令人信服。甚至又有些传统的意味。我好奇你是否曾在斯韦恩伯恩学校待过？”

裘德眼神定住，面目闭锁。

“我甚至能想象得出你书中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橱柜和执行水刑的地点都是什么样子，还有你在书中使用的一些极具地域色彩的俚语，比如‘诚实一下’‘大脓包’‘骗死人’之类。你在克劳德·浩特博伊兹那边念过书？”

裘德融入了他身上营造的灰色气氛中，垂下了他的头，他的脸因此埋在他油滋滋的像窗帘布一样的头发中。然后他又伸出了他的头，分开了“窗帘布”，把“窗帘布”逼回他肩膀后，说道：“我没有经历过任何卑劣的法国学者，在我看来，克劳德·浩特博伊兹是一个能带人从旁门左道饱览法国堕落历史人文的绝佳导游。只是手段有点强硬，在其他一些方面也是强硬的，过于强硬。”

裘德使用的形容词让鲁珀特·帕罗特像布朗尼蛋糕般和颜悦色的脸上，突然出现一道露齿咧嘴的郁窒笑容。

“是强硬啊。”鲁珀特·帕罗特似乎认同，微微点头。

裘德专注地看着帕罗特的脸，说：“我后来被大学录取了，我把一切画上了句点。我溜走了，我放弃了，我逃窜了，我释放了自己，我像河流入海一般融进了世界，我在深夜与黎明之间极端的时间跑出去了，再也没有人在那个地方看见我。我翻过了坎伯兰郡的山脉，游走得越来越远，随意地自我放逐，以野猪的睾丸为食。我像一个流浪学者般，就这样流落到巴黎，我在巴黎得到了庇护和一间图书馆。”

“是一间很棒的图书馆吧？”帕罗特问。

“是最好的图书馆。”裘德说。两人陷入了一阵沉默，裘德又说：“希望我贡献出的是令您满意的篇章。”

“是绘写我们那一整个时代的一本书，”鲁珀特·帕罗特说，“像是一块美味却难嚼的肉。”

“我是个素食主义者，”裘德说，“只有在我的想象中，我才是个屠夫。”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两个在用暗语对话。

“你已经意识到这本书可能会有引起审判或争讼的风险了吧？即使是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经历了一切之后，我也不认为你这本书能幸免于此。”

“我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写的纯粹是我必须写出来的东西。《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过是一本庸俗又荒谬的书。”

“那《乱言塔》……”

“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一本书。”裘德边说边对这间地下室那些蛋箱、电话和乱放在梁柱旁边的几把破旧的椅子投去了不屑的眼神。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帕罗特说，“但我必须说这是一个我感到我要去迎接的挑战。”

他显然经过了一番天人交战，他稍微起皱的发际线上冒出涔涔汗意。

丹尼尔听得出帕罗特话语中的紧张感。丹尼尔曾花了一整夜劝说鲁珀特·帕罗特放弃割腕自杀，就在不久前。丹尼尔记得这件事，虽然他根本不想回忆起来。他解救的是一个执迷于自我鄙夷和绝望情绪中的帕罗特，那是一个站到他面前时涕泗横流、浑身颤抖的帕罗特。午夜时分，在圣西门教堂的地下室里，丹尼尔和霍利教士轮番对他进行开导，最终，霍利教士对他隐秘经历、潜藏欲望、暧昧不明和多面性格的冷静而大度的包容，才让他重燃生命之火。丹尼尔告诉帕罗特：人类拥有着无限丰富的差异性和独特性，霍利命令帕罗特要爱上自己与他人的不同之处，也要承认自己的暗黑特质，把这一切当成人生中不可割裂的一部分。也因为这样霍利教士写的《我们的激情&8195;基督的激情》找到了出版人，鲁珀特·帕罗特也称为“聆听者”的一位访视助手。他对丹尼尔言行谨慎，他不爱丹尼尔，却深深相信丹尼尔。丹尼尔能理解帕罗特坚持要出版这本书的理由，也明白为什么出版这本书对帕罗特而言很为难，万一这本书遇到问题的话，帕罗特必定再次陷入困境。但丹尼尔不知道出版一本书到底会有什么困难，不过，他知道即使是一个“仿冒者”或“伪装者”，也会完成一场真实的自杀。

“我们应该为这项冒险事业喝一杯!”霍利教士高呼，他取出一瓶匈牙利公牛血红酒——这种酒在当时可是很风行很时髦的。酒被呼呼噜噜地倒进各种不会漏水的平底玻璃杯中，他们所有人举杯相庆——包括金妮·格林希尔。她本来在辅导的那位致电者话还没说到一半就挂断了，可能是情绪失控，可能是有访客，可能是过于尴尬，又或者是晕倒了？她不知道是哪一种原因。弗雷德丽卡祝酒时欢呼：“为《乱言塔》干杯!”

他们一饮而尽。

弗雷德丽卡坐在地下室，她在哈梅林广场新家里的地下室。她尝试着书写，但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摆在她面前的白纸仍是一个字也没有的一张白纸。现在是黄昏时分，因为寓所刚刚漆过，房间散发着微弱的油漆气味。她透过奶油黄色的软百叶帘看着窗外的墙，窗外的光线穿过了百叶帘，在弗雷德丽卡的纸上洒下了有点叫人心悸的一道道金色和紫灰色的条纹暗影。她现在有了一张浅色的松木书桌和一张深蓝色的塑料椅子，椅子腿是铬合金的。

她周遭全是书纸，却写不出字。托尼·沃森把她为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写的几篇读书报告给《小望远镜》杂志新上任的文学编辑看了。《小望远镜》是布卢姆茨伯里的一本由少数派族群创立的文化周刊，发行量虽然有时低到几乎令人担忧，却因为与超低发行量不成比例的极高声誉和文化影响得以继续出刊。此刻，弗雷德丽卡在这本杂志上与其他三位专栏作者轮流写书评，所以她被成箱成箱的精装本小说包围。她一次评论四五本书，字数在二百五十个字以内——为每本书给出最重要最精简的评价，或者写最少不能少于三十个字的句子。她好不容易学会了怎样在二百五十个字以内写出该写的东西，剔除不该写的东西。基本上，她不可能在评论中写出书的完整梗概，她只能提示——比如描述一种气氛或打出一个比喻，比如：“愤怒青年们的版图”“艾丽斯·默多克式的道德玄机”“缪丽尔·斯帕克 [3] 的智慧与怪诞”“大卫·斯托里 [4] 式的北方情怀”“cp斯诺 [5] 《权力走廊》般的叙述”……出版社编辑常常告诉弗雷德丽卡不要使用形容词，她只能尽力遵从，因为形容词肯定能避免一些有歧视意味的说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叙事，比如：“惊人的”“平淡的”“暧昧的”“沉闷的”“积极的”“残忍的”“复杂的”“揪心的”。虽然这已是陈词滥调，但好在形容词精确、有效，并有感召力，而且形容词越多，感召力越强，无论别人交代什么，弗雷德丽卡总有自己的标准。她回避使用“生动的”“鲜明的”“明智的”“可笑的”“最大的”“袖珍的”之类的形容词。从感觉自己像是个硬要把流血的大脚塞进玻璃鞋里的臭大姐以来，她已经学会在各种可能性中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只能说她公平行事。任何一句尖酸刻薄的评语必须被一句纯粹的描述句平衡。每星期，两位或三位小说家会针对弗雷德丽卡在书评中“漏写”或者在文中没有提及的部分，写出至少一千字的愤怒回击。不管怎样，书评专栏成了弗雷德丽卡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当然这么做比那些写了一箱一箱被拒绝出版的书稿要赚钱多了——那些可是他们自己辛勤写下的文字。基本上，经她阅读和评论过的书，每本都能卖出二十本吧。读得多了以后，她变得非常明确：怎样才能写出一部不像样的小说，或者，怎样写才写得不像是小说。

在她书桌的另一侧，是她为她教的文学课所准备的一摞书，她正在为比较《霍华德庄园》和《恋爱中的女人》两本书里爱情与婚姻的一节课备课，她在大纲上写下：

“在《霍华德庄园》里，玛格丽特·施莱格尔的人生信条便是‘只有联结’，但是她必须承认自己的失败；而《恋爱中的女人》里，鲁珀特·伯金花了大量时间在诽谤‘联结’的概念，并表述他对‘爱情’所抱持的无节制的猜疑和对抗。但结尾，鲁珀特·伯金却陷入一种神秘幻视般的合一和联结中，这是语言所无以描述的。

“两位作家、两部小说都在文中声称：‘机械时代’和‘人类激情’是两相对立、抗衡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两本书都带有田园诗般的情怀，暗示着爱才是完满的。或者说简单点，在原始的或伊甸园的往昔中，爱是自然而然的——当然，这一切都发生在‘社会’变得复杂或工作并未机械化之前。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她想不如直接扔掉这写了半页纸的教学大纲，但她知道不能扔，大纲必须得写出来才行。“把你认为有关系的一切，把你反感、认为不可接受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弗雷德丽卡想起律师阿诺德·贝格比对她说过，“我会把你提供的资料以书面文字形式整理好，我会重新改写一遍。”

弗雷德丽卡想要呕吐。她努力了三四次，写下了这么几行字：

他殴打我。

我丈夫殴打我。

奈杰尔殴打我。

最后一行被她狠狠画掉。

他用他的手背猛攻我，意欲伤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