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1/2）

亚历山大心中关于新工党政府可能会解散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担忧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现在，委员会非但没有被解散，还有两个新成员加入来为委员会提供更多的公众意愿。就像其他委员会一样，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名单上集合了“伟大而美好”的终年制公务机构人员，以及从各领域中明智、审慎而公平挑选出来的专业人才。委员会成员的原始名单如下：

菲利普·斯迪尔福兹教授——委员会主席，在格拉斯哥大学的人类学系担任大学教授

杰勒德·威基诺浦教授——北约克郡大学副校长，文法学者，博学者

娜奥米·卢里博士——牛津大学英语系讲师，《冥想诗的多种传统》以及《解离的敏感性：神话还是历史？》的作者

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剧作家、英国广播公司(bbc)教育节目制作人

马尔科姆·弗兰德——记者、播音员

汉斯·里克特——物理学家，目前受雇于欧罗波尔石油公司

亚瑟·比弗——切斯特大学教育学院幼儿发展学系主任

埃米莉(米莉)·珀菲特——童书作者

奥丽奥尔·沃思——多尔金圣克莱尔女子学校校长

盖伊·克鲁姆——德贝郡波顿文法学校校长

亚历克斯·斯温伯恩——克罗伊登戈尔登格罗夫综合中学英语学科主任

路易斯·鲁塞尔——心理学研究者

沃尔特·普里斯特——德文郡地方教育局顾问

沃尔特·毕晓普——柯尼斯伯勒教师培训学院代理校长

新的工党政府在此基础上，为委员会添加了两个新成员：

米基·英庇——利物浦诗人和表演者

罗杰·梅戈格——自由撰稿人，代课教师，包括《圣礼的呼唤》(作于1956年。这是他在得到尽可能去“自由”书写的鼓励之后，写的一本关于一所英国现代学校中英语学习小组演变过程的作品)等二十七本著作的作者

委员会本身也有公务员：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秘书奥布里·韦斯，还有他的助理阿加莎·蒙德。

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为小学和中学的英语教学提出建议。除此之外，委员会的工作还将涉及其他层面，包括了对有些存在争端的教学方式投以关注，比如：阅读教学应从声音还是影像入手？学习语法是利是弊？表达自由是否与准确度以及对语言规则的服从两相抵触？菲利普·斯迪尔福兹在教育部向委员会全体成员致辞时，他显然对于被一整个圆桌上的人团团围住，感到如坐针毡、拘谨不安。

他说：“我可以说在我们前几代人的文化观念里，语言和儿童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观念和态度，使得语言和儿童的问题终究变得愈加棘手，所以语言、儿童的问题成为我们投诸心血重点研究的课题。幸而我们委员会的强大阵容是由来自两个领域的专家人才组成的，这两个领域是——幼儿发展与儿童教育、语言类型与语言行为。我们必须坚持哲学思辨上的缜密性，也要保持最大限度上的理论实际性；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坐在这个房间里，和前人一样，又空耗了二十年。但基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仍属于新兴议题，仍处于不断演进和变动的过程中，我们的研究应该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不能奢望我们的结论能成为最终定论。让我们记得一点，我们，或者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家长，让我们所有对希望、恐惧，以及理解能力的咨商，都从那一点开始。”

斯迪尔福兹委员会的工作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收集资料、与教师商讨，另一种是在教育部里展开辩论。另外还有材料取证方面的工作，这些材料，以大袋大袋信件的方式寄来，信上以热情的笔触写下对语法学习的请愿，或对取消语法教学的请愿，或对诗歌教学的诉求，或对死记硬背式学习方法的批判；也有支持“看图说话”的，有支持声效学习法的，有倡议混合技巧学习法的，有说疗愈式学习法有效的，更有指出应该开设天才儿童教育班的，另有为母语不是英语的学习者发声的。有那么一刻，亚历山大在研读着这些热情洋溢的信件时，带有一种孤傲冷酷的人类行为观察家的态度，他知道自己将成为这一切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知道自己将加入这场战斗，而且将奔赴前线战场。

他并不全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答应加入这个委员会。一部分原因是，他感到被征询是挺荣幸的一件事；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本身对语言是感兴趣的；他依然将语言视为他艺术表达的一种媒介。更次要的一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艺术创作走得不是太顺。他想以不同的方法进行戏剧创作，但是他并不确知要如何进行。剧场里正在勃发出一种新的生命，但这个新生命与他那部成功作品中剧本语言的丰厚抒情性毫无关联。他1953年的《阿斯特赖亚》是一部诗剧。但现在的剧场实践的是阿尔托 [1] 的“残酷戏剧”理论 [2] 。新时期的剧场所信奉的不是精细斟酌过的韵文式语言，而是指望“支离破碎的语言来让生活变得同样支离破碎”。所以，那是血腥剧场、尖叫剧场、身体极限剧场。那是一种在控制范围之内，既打破崇拜也冲脱旧习的剧场。格兰达·杰克逊 [3] 就曾扮演过克莉丝汀·基勒，在舞台上脱过衣服、洗过澡，又仪式化地穿上罪人的囚服，复述着克莉丝汀·基勒在法庭上的证言。她自此之后，也说着咏颂式的语言，扮演过杰奎琳·肯尼迪，为扮演料理总统后事的第一夫人。这是在《在萨德侯爵的导演之下由夏亨顿精神病院病人们演出的尚保罗·马哈被迫害和刺杀的故事》上演之后的事。

亚历山大这个男人，被那部作品震撼并打动，被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痛苦挣扎、呻吟悲叹，以及演员疯狂的撞头行为所震撼、所打动，被剧中艺术家般的侯爵和备受折磨的革命者之间的关联性所震撼、所打动，也被杰克逊所震撼、所打动——她是一个野性的色情的夏绿蒂·科黛，用她的一头秀丽长发，鞭打着萨德侯爵。从观众的角度，亚历山大感到在舞台上释放这么多暴力不是一件好事。不仅如此，他也私底下认为，这出戏有点“孩子气”。但什么是“孩子气”？在现时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可能是要比一个成年人更明智的。亚历山大陡然觉得自己老了，觉得自己过时了，他曾经相信省思的力量，相信欢唱的律动，相信事情总能想出结果。但所有的一切，此刻被新血冲刷掉，被号叫掩盖掉。说他加入这个委员会是为了观察集体政治中的戏剧成分，的确有点恶俗，事实就是这样，事实是委员会搞不好能给他带来一些新点子。

委员会的商讨过程涵盖的层面很广泛。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太多，他们无法全部都挤进同一间教室或教职员办公室，所以大家自行分成小组，兵分四路——南线、北线、西线、东线，到各自所属的区划里参访不同的学校，比如有的去了威尔士和英格兰东部池沼地带，有的去了坎伯兰郡和邓弗里斯郡，有的则去了德文郡和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亚历山大谨慎地加入了其中一个小组，他将要在约克郡待两夜，并去利兹和弗莱亚格斯的小学、卡尔弗利和诺斯阿勒尔顿的文法学校参观。亚历山大之所以选择这个小组，是因为他想顺便去见比尔·波特，去比尔·波特的孙子孙女入读的小学看一看，而且这也是亚历山大主动提议的，被委员会许可了。除此之外，他选择加入这个小组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小组的召集人和陪同人是阿加莎·蒙德，这位来自教育部的年轻代理人。

这个小组里还有威基诺浦教授、汉斯·里克特、路易斯·鲁塞尔、奥丽奥尔·沃思，以及刚加入委员会的两名新成员：米基·英庇、罗杰·梅戈格。

亚历山大想方设法让自己和阿加莎·蒙德全程为伴，从伦敦去了约克。阿加莎是个神秘的漂亮女人，三十几岁吧，亚历山大想。阿加莎话不多，常常低着头，审读她手头上的资料。她的头发长而直，绾成一个松散的圆形发髻。她的睫毛纤长浓黑，双手细腻。她有点过瘦，看起来可能有一点悲伤，也比较孤僻。但她完全是亚历山大所喜欢的类型；他一眼就能识别她这样的女人——并不心甘情愿，却依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还怀有一种隐秘的焦虑或恐惧，就暗藏在她冰冷的外表之下。亚历山大以前爱过的所有女人都如此这般——凌厉、阴沉的女性，带着一种潜藏的激情，但弗雷德丽卡不在此列。他不太愿意回想起弗雷德丽卡强迫他对她陷入情网的那段极短的日子。亚历山大坐在阿加莎对面的座位上，看她整理着她的文件，车窗外伦敦郊区的风景慢慢退却，内陆的风情渐渐展露。他帮她端来一杯咖啡，观察到她和他自己一样，都因为早起而稍有倦意。他问她赶到伦敦会合远不远。

“我住在肯宁顿。还不算太糟，但我搭地铁搭到快患上幽闭恐惧症。”她回答道。

“我倒可以步行到国王十字车站。所以这一点算我幸运。我独居。”亚历山大说。

“我和我女儿一起住，”阿加莎回应，是精准的切中核心的回应，“她今年四岁。为了能参加这些学校探访活动，我得把她安顿好，当然，我也挺担心她。她刚刚上我们当地的一个幼儿园。”

“她的父亲呢？”亚历山大问，尽管他已经观察到阿加莎的手指上没有戴结婚戒指。

“她没有父亲。”阿加莎淡淡然地说。没有多余的叙述。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职业妇女在这个国家里过着并不太容易的生活。但英国的公务员制度中颇显奇怪却不得不说很人性化的一点是：女性公务员最多可以抚养三个非婚生的孩子，并且提供产假。也不会盘问什么问题。这一点出人意料，不过，很有用。”

“的确是这样，但你的生活肯定过得相当劳碌。”

“不轻松是真的，但还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能拥有我现在的工作，只能说算我幸运。”

他们在友善的沉默中行进着。亚历山大又发问了：“我们委员会的新成员是怎样的两个人？”

“你最好能形成自己的判断。米基·英庇曾经在利物浦念过学士课程，但肄业了。他在洞穴俱乐部表演，老师和学生听说他要来探访，都非常兴奋。他们想请他朗读自己的诗作。我看那没什么不妥。”

“那么罗杰·梅戈格呢？”

“别提了。他几乎每周都写信到教育部来，信上都是他对于教育革新的新理念。当这个委员会还在倡议阶段时，他就写信来自荐说要当委员会的观察员。公务员一向对这种事情没有回绝的余地。但他搞不好不是什么难缠的人。他只是显得有点——来势汹涌。但是，基本上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新教育部长刚上任，若将新部长的建议置若罔闻，并不妥帖。所以理论上还是吸收罗杰·梅戈格加入比较好。”

“你现在开始有点官腔官调了。”

“我喜欢这些非人称的动词叙述。‘以目前的情况看来’，是很实用的表达方式。”

“优雅又一本正经。”

“确实如此。”

“尽管我不认为你是一本正经的。”

“哦，但我必须如此，我必须如此。事实上，我喜欢一本正经。”

等他们抵达唐克斯特时，亚历山大说：“我想参与这份工作对你来说一定很有趣，毕竟你有一个四岁的孩子。”

“我跟我女儿说话时像水车转一般说个不停。大家都强调跟孩子对话的必要，也分享对话的技巧。我用对话的方式让我女儿感到疲累。”她边说边笑，然后皱起眉头，“我实在太爱她了，因为我们相依为命。我尽量不太谈论她，但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她。”

亚历山大想对阿加莎说：我也有个儿子，但我儿子以为自己是别人的儿子。但亚历山大没有说出来。他在心里说：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倾吐的人，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但她可能觉得我是个腐旧的缓冲器，一个过时的老物件。她对我说这番话，说不定她也只是对每个人都挺亲切的一个人。至少，亚历山大以前从来没忧虑过这些事。

即将到达约克郡时，阿加莎说：“我一直想告诉你，我曾经在一部名为《阿斯特赖亚》的话剧中演出过角色，那是在牛津大学戏剧协会里，当然是在牛津。我那时在做研究工作。我扮演的是贝丝·思罗克莫顿。我在剧中嫁给了沃尔特·罗利。我爱极了那个角色。”

“当那部话剧首演的时候，”亚历山大说，“我就爱上了扮演贝丝·思罗克莫顿的那个女孩。”

首演中扮演贝丝·思罗克莫顿的女孩也是亚历山大喜欢的类型，阴沉、神秘、隐忍。

“我曾经和埃德蒙·斯潘塞恋爱过，但没有结果。”阿加莎·蒙德说，“短暂又甜美，仲夏夜里的一段感情。”

他们此时已到约克郡了。走出车站时，亚历山大帮阿加莎提着手提箱。他们坐进出租车里，亚历山大突然问：“你女儿的名字是什么？”

“莎斯基亚。但我女儿跟她不像，我是说跟伦勃朗 [4] 的莎斯基亚 [5] 不像。我女儿长得像我。但我总觉得莎斯基亚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完整的。我想，‘莎斯基亚’是一个能带来好预兆的名字。”

他们两人正在变成朋友，亚历山大感觉到。他活了起来。是的，他活了起来。

他们去的第一间学校是位于利兹郊区的星辰小学。他们从约克郡的迪恩庭旅馆驾车到了星辰小学。亚历山大此刻对于和阿加莎·蒙德坐在相邻的座位上不是很习惯，因为阿加莎正和前座的威基诺浦教授展开关于语法的严肃讨论。威基诺浦教授太高了，以至于不能舒服地坐在这辆迷你小巴士的座位上——他佝偻着，把他那张巨大的脸郑重地向前倾着。汉斯·里克特则坐在亚历山大的后方，也是极少数亚历山大会去主动攀谈的人之一。汉斯·里克特穿着一套西装，一头斑驳灰发修剪得很整齐，脸虽不出奇，但也干净体面，戴着眼镜。路易斯·鲁塞尔坐在巴士的尾端，离威基诺浦远远的，本来对威基诺浦就有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路易斯·鲁塞尔长得不高，肤色深，有一种像鸟一般的灵活机动，也有些易怒。那两位新加入这个团体的成员不仅彼此之间隔得很远，也刻意和其他所有人都隔离，就像每个集体中的新成员一开始一定要表现出的样子。罗杰·梅戈格满腹疑虑地审视着每个人，在心底估摸着大家，总结着大家。当别人向他表露出任何一种态度时，罗杰·梅戈格都显现得极其自觉，并暗中相信他对人的这番观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亚历山大也疑惑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这些。罗杰·梅戈格穿着一件寒酸的灰漆漆的马球衫，外罩一件没了板型的羊毛外套，那是有一点过时的装束。他稀薄的头发是灰红色的，而密实虬曲的络腮胡则是褐红色的。

利物浦来的那位诗人格外俊俏，一头毛茛花般金闪闪的浓密鬈发，一张双唇丰厚饱满的嘴，还有大得无辜的蓝色眼睛。他穿着无领夹克，内搭一件蔚蓝色的衬衫，这件衬衫更带出了他眼睛的蓝。直到目前，他对每个人都彬彬有礼：扶着女士走上巴士车门的台阶，帮着年老的成员入座。他们小组中还有一位女士是奥丽奥尔·沃思，她是一位校长，穿得也像一位女校长一样——非常好看的海军蓝西装，配以白色衬衫。她的脸庞像被刻画得很精确，保持着专业的观察者姿态。她大概有五十岁了。因为她长的是女校长标准的模样，所以从她的外表看不出一丁点儿她的人生轨迹。小组在人行道上等待的时候，她和亚历山大聊起了那位利物浦诗人，她说：“如果那个人在我的班级里，我会对他多留点神。”

星辰小学之所以被以“星辰”命名，是因其革新性的建筑特色。小组千里迢迢来参观这所学校，也是听闻它既创新又令人鼓舞。整间学校采用玻璃制成墙壁，学校建成了星星的形状。它本来就是一种全开放的空间概念——学生临时地组成小组，各据星星的一角，带着他们的小书包，书包上缀着色彩明亮的小豆豆，除了书包，还有他们的塑料椅子和小桌子。他们不是以年龄、学科分组排列的，而是以自主选择的结果组合在一起。其中一个组正在做圈状的陶器，大一点的孩子帮助那些年纪更小的孩子。另一个组正在测量一些从一系列塑料容器中倒进倒出的水，庄严地测量和记录容器中水的高度。小一些的孩子往容器里倒着水，年纪稍长的孩子们记录着，也是这群年纪较大的学生绘制着一个测量的图表。星星另一个角的孩子们观察着蜗牛在玻璃缸上爬行，还在纸上画着蜗牛的触角、嘴、腹足。这些小人快速、繁忙、喧闹地从一个空间往另一个空间移动着，嘴里不断嚷嚷着，“我们现在急需一个木勺”，或者“曼迪又失手了，她这次犯了同样的错误”。有的在星尖上操作着一个录音机，靠近她的则在敲一只鼓。因为没有教室、长廊、墙壁的隔断，所以小学生们的书写绘画都挂在中央的画架和公告牌上。一幅名为“我的家庭”的绘画作品正在展出，一张桌子上摆着孩子们的每周剪报。在通道的角落有一个图书角，立着一个圆形的小书架，下方是许多坐垫，坐垫四周是零散堆叠着的书。整个学校空间里吵闹声响不断。但总体上说，都是些有目标有指令的吵闹，刺耳、多样化、忙碌，也真的很大声。亚历山大，像组里其他上了些年纪的成员一样，震惊于眼前这番与自己就学时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些小孩子，穿得明晃晃的，自由活动着，跟他们这些成年人当初当学生时所表现出受胁迫般的、卑屈的、时刻紧张的情状根本不同。眼前所见的局面，对这些此刻并不是职业教师的成员，比如说亚历山大——曾经是，但现在不是——对这些委员会成员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诱发了他们的恐惧感，那是曾经的学校建筑、冰冷恐怖、压力控制和权威命令，所遗留至今的一种恐惧。但在这间学校里，恐惧感对孩子来说，是不存在的。一个小女孩举着线轴式编织棒，出现在亚历山大面前，她说：“打扰您了，我想我编着编着漏了一针，所以接下来就编得有点滑稽，像被虫子蛀出了一个洞，您能帮我修补一下吗？”亚历山大接过来她的编织棒，试着用针棒在这块羊毛织物上穿插。她很自然地期待着他的帮助。他却只记住了她的比喻——“像被虫子蛀出了一个洞”。

真是没什么好惊讶的。他又开始头痛——这是因为从四面八方灌进耳里的嘈杂声，这些噪声从各个角落传来，从那些他当孩子时很可能选来躲藏、蹲伏、阅读的角落传来。但在这里，没有任何可供隐身的场所。是光明公开，是集体生活。

奥丽奥尔·沃思正在和这所学校的校长谈话，校长是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人，对于当校长来说，他的年纪实在太轻，但却能跟奥丽奥尔·沃思有条不紊地详述他对儿童自由活动选择权的理解，以及他对这些活动难易程度的把握；在解释自己理念的同时，他也能跟不时从他身边擦肩而过的孩子们和教师们保持流畅的通话交流，就像一个杂耍人能颇有技巧地掌控他手中的绿色球和橙色球，从不会搞混一样。他口中振振有词：“西利亚，我看你玩瓷土玩得有点腻了，你可以去参加莫里西小姐的小组啊，他们正在讨论和记录两栖动物的知识。”接着他又转向奥丽奥尔·沃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玩瓷土会玩得得心应手，但你根本不需要在这一天当中玩这么久的瓷土，做这么多的瓷土作品。”

接着，他又对一个经过的小孩子说：“没关系，希瑟，我听丁斯代尔先生说你在拖慢别的同学的进度。这样吧，你休息时间来找我一下，我会教你怎么量正方形的周长，然后你就不会以为自己落在后面了。”

他转头对奥丽奥尔·沃思说：“如您所见，沃思小姐，我们试图让孩子们主导他们的学习节奏和学习兴趣，但是我们也为有特长的儿童准备了有足够吸引力和难度的学习内容。”

“如果有才能的孩子迫于同侪压力，而不愿意尝试解答较难的问题呢？”

“啊，这一点就是我们灵活处理的地方，我们会把较难的问题伪装出一种简单的表象。”

“所以你们并不鼓励进取心是吗？”

“我们不赞成竞争，我们倡导的是合作。每个人都有他或她的才能，这是我们必须去努力培养的。”

“所以你也不会在一天的学校工作结束之后累得面色无光？”

“时常会疲惫不堪，”年轻的校长笑起来，“但那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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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梅戈格正在读着一个小学生作的一幅画作，主题是“我的家庭”，他问从他身旁经过的路易斯·鲁塞尔：“令人震惊的是在孩子们的作品中，母亲总是以生气的样子出现，比如说——‘我妈妈在尖叫’，或者，‘我妈妈对着我大吼’。所有的小孩子都把他们的妈妈画成一具长着巨大、浑圆嘴巴的柱状体。只有那尖叫的大嘴是描摹重点。”

“年幼的孩子在绘画中体现着简单的人类认知机制，”路易斯·鲁塞尔说，“小孩子们后来才学到人有身体、双手和脸，那些较大的孩子会在画父母亲时，把身体部位也画出来。”

“我爸爸有一根长棍，”梅戈格模拟着小孩子的语气说，“我爸爸还有一个大球。他把大球狠狠地向我砸过来。痛死我了。”

“可能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鲁塞尔说。

“棍、球和爸爸，”梅戈格戏谑道，“多么直接、多么单纯、多么简洁。还有尖叫的妈妈。这就是典型的现代家庭。真可悲。”

“并不尽然。”鲁塞尔反驳。

“但这是异常压抑的。‘快去睡觉，妈妈说。我不敢说我不要去睡觉。你会看着我妈妈一直喋喋不休。我讨厌床，我想一整夜晚都不要睡觉。’”梅戈格读着一篇满是错别字和错误语法的作文习作。

“这挺有趣的，”威基诺浦教授站在梅戈格身后，“‘一整夜’后面的‘晚’，这个孩子知道要用完整的词语，即使是啰唆的用法。”

亚历山大想找到一群像自己的“儿子”西蒙·普尔在学校里那样的，此时正在上课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一组写作班的学生，还有一位上课的年轻老师。他们正在阅读他们的“新闻书”，并翻查着字典，他们把字典装在他们的小棉布包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可以摆放书本的课桌。他们写啊说啊的，然后把自己写成的东西上交给老师，老师从“新闻书”里找出比较难的字眼，让他们去查字典。亚历山大问那位年轻老师，孩子们在读些什么，老师把几张带着图画和一两行字句的亮色的卡片展示给亚历山大看。“我会读斯派克·米利根 [6] 的作品给他们听，当然也会读米基·英庇的《给坏男孩和坏女孩的不乖诗歌》，孩子们很喜欢这首诗。而且米基·英庇今天真的来了，这太棒了!”

“孩子们会学习诗歌？”

“不，他们单纯喜欢听诗读诗的乐趣。死记硬背是一种颇具破坏性的方法，这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们必须自己去发现事物，发掘知识。有些人能够获得新知——这几乎是凭意外，但我们却没有办法把意外安排好。我们这儿的孩子们也不学乘法表，他们自己把数字列成方格，自己去发现数字间的联系。只有这样，知识才会留在脑中，不会忘记。”

“但他们学字母表吧？”亚历山大看着字典说。

“哦，不。不是像你设想的那样，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学法。他们基本上自己吸收和理解字母。”

“那么他们是怎么学会使用字典的？”亚历山大又问。

“我演示给他们看，直到他们自己也看会了。”

“我以前喜欢唱字母歌。能正着唱，又能倒着唱，也喜欢背乘法口诀，还有法语动词。其中有一种乐趣。就像舞蹈一样。”

那位年轻的女老师极富表现力地战栗起来。

米基·英庇被要求朗读他的一首诗。孩子们从星星的各边各角蜂拥而来。米基·英庇让两个孩子去搬来几个大箱子，然后站在大箱子上，孩子们仰视着他。他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表演者，他说道：

“孩子们总是被人命令说，来这里、去那里；做这个、做那个。他们根本没有选择权，他们只能服从指令，但通常他们被指示得去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是指挥他们的人却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说得对不对？指挥孩子们的人只想去把世界赶紧摆弄成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在那个环境中，孩子们安静、乖巧、可爱、听话。所以，我为坏孩子们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主角是一群去到一个神秘国度的孩子，在那个国度里没有任何对他们呼来喝去的人，只有一群各种各样的想要帮孩子们赢得自己生活权利的奇异生物。我现在朗诵给你们听。”

米基·英庇的这首诗写得有点长，结束的部分是这样写的：

还有蓝色的水泡

还有黄色的雪人

还有紫色的弹簧

还有绿色的呻吟者

还有冗余的红色

还有硕大的灰色的咕哝的猪

还有挑剔的粉色的小精灵

还有橘色的猫头鹰

紧跟着的可怕的约鲁巴人

还有令人生厌的拉普人

听到吹哨声就来了

当发疯的米基·英庇一吹口哨

他们就勒死祖母们

他们就歼灭阿姨们

他们把老师们头对脚、脚对头地排列

每二十个老师被捆在一起

将老师们环锯成段并送入烤箱

再把烤好的教师丢给老虎

所有人大喜而吼

在明亮光芒中彻夜狂舞

光芒来自他们生起的火焰

火焰来自他们的学校制服、书本、纸币、墨水、书

桌、椅子、黑板、篮球、曲棍球杆、粉笔、抹布、化学仪

器、地球仪和煤气喷灯

他们蹦跳腾跃